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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農”轉“非”之后，失地農民生活如何保障？社區集體經濟如何規避“城中村”通病？郊區城市化后，混合人口增加，芭茅巷社區集體經濟發展未來走向如何？

　　破失地農民生存困局

　　“失地農民中比我家有錢的多了去了，我家是小本生意，一年也就20幾萬。”3月7日下午，記者走進芭茅巷社區神墩商業一條街的一家牛肉面館，老板姚傳寶正忙得不亦樂乎。門面房不到30m2，但客人絡繹不絕，店里除了姚傳寶一家三口還有4名員工。

　　作為一名失地農民，姚傳寶曾經也很頭疼：“沒了土地，就連基本的米、菜都要買，生活成本增加，靠怎么生活？”好在芭茅巷社居委提供平臺，讓他學會了做牛肉拉面，門面房也是優先租用，如今家里再也不用為生計發愁。

　　在破失地農民生存困局實踐中，芭茅巷社區創造了自己的“芭茅巷模式”，即以“發展集體經濟拉動一批、激勵創業帶動一批、依托兩個開發區組織一批、發揮社區服務功能安置一批、推薦外出務工轉移一批”為思路，基本上實現了失地農民充分就業。

　　姚傳寶所在的商業一條街是社區集體經濟發展成果之一，啟動資金為失地農民征地補償款的三分之一。十多年來，這三分之一的征地補償款已經讓芭茅巷社區集體經濟形成了“一線兩點”的產業規模，建立了物業、房產、商鋪、家居等公益性、經營性用房113765.47m2，不僅為失地農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，更是催生了一批致富能手，僅神墩保潔公司就解決了200多名失地農民的再就業，培育資產百萬元以上的建筑行業老板30多人，年收入達10萬元以上的個體經營者60多人，帶動就業300余人。

　　此外，“股民” 年終分紅還讓失地農民有了自己的財產性收入， 自2009年至今，失地農民累計分得紅利1071萬元，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。

　　提升“新市民”幸福感

　　身份和待遇不同等、“農轉非”新市民無幸福感曾是眾多城市發展過程中的“通病”。如何規避這一難題，芭茅巷社區有自己的思路———早謀劃、早部署，全面加強民生工程建設。

　　“買菜有農貿市場，孩子上學有芭茅小學，社區還有醫療衛生室，啥都省心！”3月7日，在芭茅巷社居委大樓的文化活動室里，50多歲的任大爺正陪著孫子學剪紙，“社區集體經濟還是有好處的，我的兒子小時候沒書讀，哪能料到十幾年而已，孫子就有了這么好的免費學習場所啊！” 

　　為了盡快滿足“新市民”新需求，芭茅巷社區迅速推進社區城市化管理，繼創建兩屆安慶市文明社區之后，又積極爭創“小康示范小區”，訂立《居民自治公約》，推進社區向文明、民主、法治轉型。據初步統計，社區自籌資金近千萬元，以整治優化環境為目標，扶持社區實施長效管理。近年來，已陸續完成學校、醫療衛生室、物業、治安、農貿市場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。

　　芭茅巷社區集體經濟“滾雪球”式發展促使社區服務功能進一步強化，“新市民”幸福指數不斷提升。

　　股權量化成后起之勢

　　“芭茅巷社區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決定了它必將成為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，要可持續發展，就要再進行一次轉身。”黨總支書記張祥銀說，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，使芭茅巷“一夜成名”，但同時也讓其面臨著全國城鎮化建設中遇到的共同問題———原有集體成員與自治成員重合度逐步下降，繼續由社居委行駛集體資產的支配權，容易導致對失地農民財產權利的侵犯。因而，集體資產股份“量化到人、確權到戶”成為當務之急。

　　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，要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，健全農村產權保護法律制度。作為社區集體經濟改革的先驅，芭茅巷社區將再次大跨越，實施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股份制改革。

　　“下一步，將對社區集體經濟組織產權進行資產量化改革，建立‘產權明晰、責任明確、權責一致、利益共享、風險共擔’的現代股份合作經濟組織。”張祥銀告訴記者，股權“固化”有幾大效益：讓集體經濟市場化運作，實現效益最大化，促使產權明晰，保障失地農民合法權益，推進依法治理社區步伐。